2020年2月14日上午9:34分，我收到了在广州的师妹发来的消息：“孙（儒泳）院士今早八点五十分在中山三院由于急性心肌梗塞走了！” 后面是几个大哭的表情符号。

看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心也悬了起来，不知道盯着这句话呆坐了多久，等愣过神来才开始过问一些相关的事情。心痛、发呆、愣神、难过，手足无措、六神无主、心急火燎、坐卧不安，泪水流了擦、擦了流，这是那一天的感受。

那天北京飘着大大的雪花，雪花落到地上就化了，地上湿漉漉的，看着心里有一种湿冷的感觉。正值疫情特殊时期，知道不方便奔赴南方，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大雪，眼泪不听话地流着，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就像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浮现着。

说起来我与孙儒泳先生相识很早。早在1984年报考研究生的时候，还在读大学的我就写信联系过孙先生，记得孙先生还给我寄来了《动物生态学》的复习题。我后来考取了原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工作的王祖望先生的研究生，巧的是两位先生是同乡挚友，都是宁波人。我硕士毕业的时候，孙先生是我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专门从北京赶到青海西宁参加我的学位论文答辩。1990年在王祖望先生的推荐下，我考入孙先生的门下，成为了他的博士研究生。

我们师生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从师生关系逐渐转变成了亲情关系，我们之间也发生着许许多多幸福的故事。

读博士期间，我的孩子还小，爱人所在单位不景气，家庭生活有些困难。我的学位论文的工作主要在青海进行。按照当时的相关规定，出野外工作可以有出差补贴。孙先生为此专门为我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财务处，还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信里说明我的出差补贴可以从他的课题里支付，并希望能够按照讲师的标准给我补贴（入学前我已经晋升助理研究员）。但学校财务处说，出野外超过一个月只能按照大学生实习来处理，每天补贴0.50元。当时为这事，有点不愉快，我赌气补贴不要了。后来，孙先生知道了，有个晚上他叫我去他家里。他从自己的小木盒钱柜子里拿出了300元钱递给我，说“就算是给你的补贴吧。” 我当时的助学金算高的，按中级职称给的，每个月115元。我手里拿着先生给的钱，心里甭说有多么感动了。还有一年，我从野外回到北京，接到了系办公室的通知，让我去领100元困难补贴。当时系里负责研究生工作的武老师告诉我，是孙先生亲自给我写的困难补助申请。我毕业后有一年春节去先生家里拜年，孙先生说，“我听你的同学说，你在师大读书的时候由于营养不良还晕倒在厕所里过。你也没说，我不知道，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啊。”现在想起这些事情来，就眼泪汪汪的。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在答辩前送专家评审时，有一位评审专家在返回的评审意见中提出论文的机理性研究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说研究的深入程度还不够。这位先生也被邀请为我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专家。孙先生看了评审意见后，就有点担心。记得在答辩前一天，孙先生召集实验室的人碰头，安排第二天答辩的事情，先生没有给我安排任何事情。等大家散去后，孙先生让我留下，在办公室里亲自给我示范如何讲我的报告，至今还记得他那洪亮的声音，还不时地用手比划着，教我怎么突出自己的重点。我明白先生是让我安心，认真准备。那个时候，学位论文答辩不通过不稀奇，专家投反对票也是常有的事。

第二天答辩，我们都早早到会议室准备。过了一会儿答辩专家们都陆续到会，还没有见到孙先生到来。有人问孙先生呢？听到有人说，刚才上楼的时候看到孙先生在楼底下，好像在等人。我急忙跑到楼底下，看到那高大魁梧的我的导师孙先生，就站在楼前门口处。他站在那里已经很久了。北京的夏日大清早就很热，孙先生一大早就站在学院楼前的门口迎接答辩专家们的到来。除了先生对专家们的尊重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他希望我的答辩能够顺利。现在一想起来，我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先生一心为学生的做法也深深影响着后来成为了导师的我。

我博士毕业的时候，先生曾建议我出国做博士后。当时由于出国需要给国家赔款，好像要赔2万多，这对我是一个天文数字，自然不敢奢想。我申请到位于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做博士后，孙先生和郑光美先生是我的推荐人。

我总觉得孙先生对我有一种偏爱。我博士期间在野外做工作的时候，孙先生看到重要的文献，他会去复印室复印后，给我寄到青海。我记得毕业后的一天，接到先生的电话，说想跟我聊聊。我赶到先生家里，先生说他最近思考了几个学科发展方面的问题，想与我讨论讨论，并希望我认真思考一下未来的发展。

我博士后出站后留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自从晋升副研究员，孙先生就开始邀请我作为答辩专家参加我师弟师妹们的学位论文答辩会了。我很感谢先生给我这些特殊的学习机会。我也明白他是希望我早点成长起来。特别感动的是，有一年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他已经基本不招研究生了，他知道动物研究所研究生招生指标少，如果我需要帮手的话，他可以给系里提出申请给我招一个学生。孙先生对我很偏爱。

还有一件事情特别能说明孙先生对我的偏爱，他那本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教材《动物生态学原理》，出版第二版的时候，让我们给他的书里挑错，在第三版修订的时候，他就邀请我参与了。过了几年，出版社希望再一次修订，由于他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让我负责第四版的修订工作。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动物生态学原理》是孙先生几十年的积累，甚至可以说是一生的积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他讲述的口吻就像一位温和的老师循循善诱地引导你阅读。我后来邀请了几位在教学第一线的师姐师弟们共同完成了第四版的修订工作，于2019年出版了。

孙先生对我的爱护也体现在我的学生身上。我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特别想邀请孙先生来参加我的学生的答辩会，又担心他年龄大，北京的夏天又太热，但每次跟他说，孙先生都是很爽快地答应，说参加我的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他很愿意，也很高兴。也许是隔辈亲的缘故，他对我的学生特别和蔼，没有说教和质问，更多的是表扬和鼓励。有一次他去动物研究所开会，早到了一会儿，就到我的办公室去看我。当时我还没上班，我的一个学生在，两个人就聊了起来。等我到办公室，学生忙说这位老师一直在等您，我给学生介绍说，这是我的导师孙儒泳先生。学生一下子紧张了起来，等送走孙先生去开会了，学生还兴奋地说，这就是大科学家啊。

孙先生对学问的认真和严谨在学界是出了名的。孙先生对学科的新发现和新进展了如指掌。坐得住，看得入迷，看得仔细，是孙先生的特点。他追踪新文献、获取新知识的速度很让人敬佩。记得他1993年受邀去美国参加关于低温适应的国际学术会议，在投递摘要的时候，他让我把我博士期间的相关数据给他，他自己又重新用计算器计算了一遍。参会回来后，他把会议论文集中的文章一篇一篇地阅读，阅读得很仔细，认真做了笔记，我还记得他在文章的页边空白处写的密密麻麻的记录。后来他对会议的学术进展情况进行了一个很详细的介绍，发表在国际学术动态杂志上了。孙先生涉猎文献的范围很广，与他交流的时候，就会感叹他读文献至多、之广，思维之敏捷，视野之开阔。我想正是由于他的这些做学问的优良素养，有着不一般的深厚的学术造诣，他自己编著出版的《动物生态学原理》，才有今天如此深远的影响，从大学生、研究生到科研人员，影响了我国一代一代的生态学工作者。

孙先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孙先生很早就想设立一个助学基金，他跟我们商量的时候，我们建议他是不是考虑设立一个类似“动物生态学青年基金”或“动物生理生态学研究基金”等，孙先生说他还是希望资助贫困学生，2007年他捐出自己50多万元的积蓄设立了一个助学基金。他对学问的追求很纯粹，自己平时的生活很节俭。他的家里布置很简朴，记得先生过80大寿的时候，学生们集资给他买了一台新的电视机。我还记得在第一次助学基金颁发仪式上，他还是穿着的那件领子有点破损、颜色有点发白了的棕色外套，当时的学院领导也谈到一次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孙先生时，发现先生西服下的衬衣袖口是破的。

孙先生一生对我国生态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孙先生在苏联留学的专业是动物生理生态学，他回国后做过鼠疫和森林脑炎自然役源地调查研究，做过水产养殖应用研究，在东北进行开始了动物种群生态学研究，后来研究领域逐渐扩展到动物行为学，行为生态学，鸟类生理生态学，龟鳖类生理生态学，鱼类生理生态学，虾类生理生态学，蜱类生理生态学，大熊猫和白头叶猴的保护生物学等，晚年又开拓了生态系统管理和服务的研究领域。他在生理生态学领域，逐渐系统深入和拓展，如细胞和分子产热、冬眠机理和基因表达等。作为一个学者，在研究领域上如此广阔，这需要胸怀，需要胆识，需要远见。先生的开拓精神，他的学术眼界和视野，让我们遥不可及。我很敬佩先生的是，无论他做什么，都能够做得很好。我还敬佩先生学习的毅力。先生是很早就使用计算机的老教授，由于汉语拼音发音的困难，他在80年代就熟练掌握了五笔输入法，很难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毅力。后来他自己总结说：“我不是天才，甚至算不上聪明。我的优势在于，一旦确定目标，就兢兢业业去做，从不左顾右盼，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研究上，一旦确定课题方向后，就要一步步按程序去做，半年不行，一年；一年不行，二年。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干任何事情都要讲持之以恒。现在有些人很浮躁，恨不得马上做出成绩来，出不了成绩立即转向，这是做不出真正的学问的。科研其实并不难，一是方向须正确，二是要耐得住寂寞。”

在我眼里，孙先生是个真正的学者，是个优秀的科学家，是个很纯粹的人，是个淡泊名利的人。先生没有院士架子，没有权威的气势，他谦虚慈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先生没有借用他的院士光环在个人利益和科研经费申请上做文章，学生们自然也在这方面没有沾上什么光。但由于他的个人声誉和威望，作为他的学生，又的确沾了不少光。先生的为人、为学，永远是学生的楷模。

孙先生的身体一直很不错，2012年因不慎摔倒患病，这些年经受了病魔的折磨。还记得去医院看望他，由于脑部受伤，有些失忆，在记忆模糊很多人都记不起名字的状态下，当我走到他病床前的时候，他脱口喊出我的名字的时候，我紧紧握着他的手，含着泪说不出话来。我也还记得在他90大寿的时候，学生们去给他祝寿，一个接一个在记录本上通过书写与他亲切交流着，他会儿问问这个，一会儿问问那个，一会儿冲这个笑笑，一会儿冲那个笑笑。

孙先生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学界失去了一位引路人，我们失去了一位好老师。我在美国的师兄董全老师说：“孙儒泳院士是共和国建立以来，贡献最大的中国生态学家之一，也是中国最伟大的生态学教育家。”我特别同意孙先生的博士后、留学日本回国的牛翠娟老师的话：“我的恩师，引领我进入生态学领域的引路人，生命中的贵人，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做人上，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的小师妹田红博士也说出了我们的心声：“能进入您的师门，真是幸运。感谢您，让我看到一种人生高度，让我知道真正的科学家和好老师是什么样子，这些都让我拥有明媚的青春记忆，并受益终生。… … ”

我感到很欣慰的是，先生开创的事业，健康发展，后继有人。从2011年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动物生理生态学学术会议，至今已经召开了9届，学科发展和队伍建设都有很好的态势，2017年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动物生理生态学分会。

孙先生的挚友、曾担任中国生态学学会理事长的王祖望先生，在为《动物生态学研究进展－庆祝孙儒泳院士80寿辰纪念文集》写的序言中，对孙先生的为人、为学、为师做了很好的诠释：“孙儒泳院士是我国著名的生态学家，为我国生态学的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许多研究工作在我国生态学发展史上都是奠基性的工作，他为我国的生态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生理生态学、行为学、保护生物学、水生生物学等领域。孙儒泳院士毕生从事教育和生态学研究，在这一领域内，他犹如一位不知疲倦的农夫，在生态学领域内，几十年如一日，耕耘、播种、收获，周而复始。他热爱教育、热爱科研，将这一崇高的事业视为自已生命的归宿。

除去十年浩劫外，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多种形式的讲坛上度过的，大学里的讲台和实验室里，研究现场（森林、草原、高寒草甸、湖泊、水库、河流等）的‘大讲台’上，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踪迹。他以一生的精力履行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崇高职责。同时，他又是一位不耻下问、虔诚的学者，深信‘人非生而知之者，孰执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的道理。所以，他既是一位谆谆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又是一位善于向行家里手，甚至向自己的学生学习的谦谦学者。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他如海绵般不断吸取养分，再反哺给他众多的弟子。

他热爱他的每一位学子，对他们既是严师，又是慈祥的长者，他不仅教授学识，更注重学生的品格。他对学生很少厉言疾色，更多的是以自身的言行，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的众多弟子以在他的门下而引以为荣，他也常常以弟子的成就而流露出欣慰的笑容。”

孙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敬爱的孙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

注：作者王德华 研究员，1990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