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经济“成绩单”显示，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2%。其中，消费较快恢复，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2022年下降0.2%），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2.5%。
春节期间消费表现同样亮眼，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春节档电影票房和人次破纪录。
从历史上看，多数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消费会成为长期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能。美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在过去50年间由60%左右稳步提升至68%上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过去20年的均值超过70%；欧元区、英国、日本的居民消费率也均超过5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调整深入推进，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居民消费率相应改善，但受疫情影响，我国消费动能在一段时期有所放缓。2023年是疫后第一年，消费有序恢复，但居民消费率仍可进一步提高。
影响消费的因素多种多样，收入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尽管2023年居民收入继续增加，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6.3%。但在 2001 到 2020 的20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平均61%，美国76%；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 92%。
营造更好的消费环境、制造更有趣的消费议题、创造更新的消费供给，这些都很重要，但提升国民收入以及预期可得的稳定性是最为关键的。
从目前看，一方面，疫情3年必然带来“疤痕”和“疤痕效应”，一些企业和个人的经济状况需要时间重新启动激活；另一方面，疫后第一年全球都处于较高的不确定性中，美联储激进加息、地缘政治冲突不断等都给疫后经济恢复带来一定冲击。居民储蓄率增加，对消费的观望态度加强。
基于此，提升消费需更加重视提升国民收入。消费对于宏观经济有重要影响，消费意愿如果收缩，则意味着宏观经济形势可能要面临整体收缩态势，社会整体流动性面临下降风险，从而带来收入下降、消费萎缩的恶性循环。因此，在经济逆周期调节中，创造更加宽松的货币、财政环境至关重要。由于抗疫得力，中国在疫情期间财政货币政策都比较克制，留出了未来空间。当前，在经济恢复阶段，实际利率仍高，财政收支偏紧，未来有望发力，为宏观环境给出更加宽松的空间。
此外，收入与就业紧密相关。3年疫情对于一般企业影响较大，疫后更加需要包容、宽松的政策环境，慎出收缩性政策，对各种行业产业加大支持力度，在减税降费的基础上谨慎处罚，行政之手不越界，切实保证法治化为市场化保驾护航，让市场的回归市场，在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上让经营主体“休养生息”。市场动力不竭，经济活力源源不断迸发，居民收入才能提高，消费才能提升，经济也会更好。
优化营商环境和优化消费环境是一体两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服务型职能的转变。我们能够看到，尤其是接触性消费，比如淄博、哈尔滨等部分城市文旅消费活力的激发，与当地的供给优化是相关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经济恢复、消费提升、供给保障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对消费以及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加大。进而言之，如果将“提升消费”的概念转变为“提升收入”，将“刺激消费”变为“吸引消费”，将优化“消费环境”转成“优化营商环境”，既不违背提升消费的初衷，而且能够更好地从根本上实现目标。
当然，收入分配一直是经济学研究关注的核心领域。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认为，“确立收入分配的法则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当此时刻，应加快收入分配方面的各项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居民的经常转移收入，进一步健全养老、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让居民名义收入增加的同时降低后顾之忧，更有能力、底气以及意愿消费。
原文刊载于《环球时报》2024年2月27日；作者万喆，系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