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司机在智能化门禁系统上扫码进入。图/新华社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公布。意见明确,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能够开始吸引全世界的投资和人才,潜在的超级大市场起了重要作用。当下,要想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中谋求发展,抵御潜在的外部风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无疑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那么,疫情当前,如何摒弃疫情带来的梗阻更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疫情背景下阻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因素又有哪些?搞清楚这些问题,就成了当前紧迫的任务。
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流动性
应该说,市场是一种制度设计,其最重要的内容是交易,最重要的特征是流动性。缺乏流动性意味着交易不畅,也就意味着市场或惨淡、或萎缩。而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义,是要进一步疏通梗阻,进而提高流动性,让交易进行得愈加活跃。
那么,该如何疏通梗阻提高流动性?答案是: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制度摩擦带来的成本。这些制度性成本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冗余政策带来的附加成本,政策不相容带来的摩擦成本。
这从疫情背景下的物流状态就可以看到一些问题。面对多地疫情反复的状况,不少城市采取了相应防控措施以保证断绝病毒传播途径。这本无可厚非。但从实际操作来看,由于各地对疫情防控的认识不一致,采取的措施也各有参差。
有的地区初期行动比较“迟缓”,导致后期必须“猛烈纠偏”,有些地区则行动过于“超前”,仅因数例阳性感染者便“全域静止”。在此背景下,其实早在三月份,已陆续出现了全国物流和快递滞留的现象,但引起的重视程度都不太够。
到了四月,疫情导致的“封控”现象愈演愈烈,物资保障的短缺问题成为防疫期间的重大民生问题之一,不少货运司机在高速上滞留、供应链断裂等问题逐渐进入大众视野。这时,不仅现有的物流梗阻影响了保供,而且也在影响着物价、工业生产和外贸,并压抑了需求的提升。
这其实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从这场供应链危机中,人们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市场化”,什么是“市场”。
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着人流、物流和资金流是一体化的,如果将人流或物流进行割据、隔离,资金流就会发生断裂,反之亦然,三者缺一不可、互为因果。这一点在疫情之下尤其重要,因此,疏通当前疫情所带来的梗阻,提高流动性,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前提。
▲某地工作人员对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货车车厢进行防疫消杀。图/新华社
用“负面清单”代替“审批制”
而本轮疫情下的“物流困境”之所以出现,其成因也未曾脱出前述原因,即冗余政策和不兼容政策带来的极高成本,带来流动性减弱甚至断档,同时将成本传导至全社会各个领域。
一方面,人们看到,面对疫情,不少地方不断在通行政策上“层层加码”,而这些五花八门的通行要求大都属于冗余。冗余越多,成本越高。另一方面,各地不同的通行要求和通行证件不仅互不兼容,甚至一地之内的政策也存在“朝设夕废”的现象。
这显示出政出多门和政出无门的两面性,当一些货车司机在高速上待了一个多月无处可去时,摩擦成本已经显而易见地高出了太多。这份成本最终将传导到整个经济面上,由整个社会来承担。
日前,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些情况,并拿出了一些解决办法积极应对。交通部率先表态要畅通物流,并建立全国统一的通行证制度,以畅通人流物流。而央行系统也发出“纾困”通告,以稳定资金流。
一系列针对性举措的出台,说明决策层对于当下的困难、问题非常关切,并且正在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但即便如此,仍要指出的是,诸如发放“全国统一通行证”的做法终究并非长久之计,只是特殊状况下的应急举措。
因此,如何更好地打通疫情下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梗阻,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市场机制下,现有的各种大数据码、健康码是否可以更好地合并,破除疫情下“一地一码”“一地一策”的问题;再比如,是否可以统一并公开相应标准,用“负面清单”来代替“审批制”,如此,或许才可以真正“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
“物流困境”给出现实性启示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正处于美联储决定加快加息和缩表步伐的前期,而世界经济分化恐将进一步加深,地区冲突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仍未可知。
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外因各种因素所形成的压力将会传导到经济面上,进而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刻不容缓、意义重大,尤其是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而关于“怎么做”的问题,当下的“物流困境”或给出了现实性启示。
首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的专业性。当前,一些政策的出台缺乏专业性支持,因而也缺乏系统性。物流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仓库、路线、人员等分布、分拣、分发都有很强的专业性。如若决策者不了解其中关键所在,则容易陷入卡住流动性而不自知的尴尬境地。
如果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则必须对全国市场有充分的了解,对本产业的全貌有专业的分析能力。如此一来,其“统一”政策才不会流于纸面,或者只是又增加冗余。
其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加强地方和各部门的担当意识。目前,一些政策之所以既冗余又不兼容,实则是一种“惰政”的表现。诸如“一关了之”“一封了之”的地方政策,看上去是负责任,其实是为了推卸责任,将所有责任和成本都推给下一级单位和社会面个人。
在这种状态下,导致“收缩性政策”出现,进而导致社会和市场的流动性严重萎缩,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需要有担当,而不能把成本都转嫁给社会。
再者,需建立明确、合理的奖惩机制。奖惩机制必须更加具有针对性,比如,当下许多政策公告里的“不允许”都不附有惩罚操作,因而在事实层面效用并不大,这样的现象在对物流的“层层加码”中显而易见。
因此,必须把政策的相关奖惩机制落到实处,也必须奖励和宽容那些有担当精神的管理者,这才能更好地破除防疫带来的梗阻,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铺路。
最后,市场化需要法治化保驾护航。我们建立市场化机制几十年时间里,市场化的每一步建设都在不断攻坚克难。今日中国有这样规模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庞大需求,成为一个流动性极强的巨大市场,原因就在于破除了许多有形和无形的藩篱。但时至今日,有些藩篱仍然存在。尤其是在防疫的语境下,这些藩篱更为凸显。
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把这些平时看不到的藩篱也趁此时机去掉,并建立法治化的预防机制,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预防这些藩篱借疫情死灰复燃,把市场的制度性成本降到最低,从而疏通疫情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梗阻,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
原文刊于《新京报》评论,作者万喆,系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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