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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胡智锋:加快推进中国影视学“三大体系”建设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值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8周年之际,重温讲话,我们对于讲话蕴含的重要思想、内涵、意义与价值的感受更加强烈。笔者将围绕如何理解与把握“三大体系”建设的背景及“三大体系”之间的关系,理解与把握中国特色影视学“三大体系”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予以初步探讨。


“三大体系”建设的背景与“三大体系”之间的关系


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站在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的角度上,从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提出来的关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命题。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不仅关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而且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对于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提升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话语体系”是建立在学者自主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概念、范畴和范式等,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和前提。“学术体系”是引领学术研究的一系列规则、原则、标准与规范等,是引领学术研究方向的指南针与风向标。“学科体系”包括学科设置、学科体制、学科平台、研究人才、研究团体、研究条件及组织结构等。“学术体系”建设是“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与关键,是支撑和造就“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的保障。对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而言,“话语体系”建设是基础和前提,“学术体系”建设是核心与关键,“学科体系”建设是支撑与保障。  


话语体系建设是“三大体系”建设的最重要的基础


“话语”意味着学者借助字、词、句、章等特定语汇,形成具有特定意涵的概念、范畴和范式等内容,而“话语体系”建设既需要带着学者的价值观、立场、情感及想象力,也带着学者特定的语言特质和思想特质,将这些内容融合在“话语”当中。“话语”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形象的,有直观的“话语”,也有含蓄的“话语”。如果“话语体系”没有建设好,“学术体系”“学科体系”都不会有进一步发展。“话语体系”也是彰显民族特征、文化特征、思想特征及价值特征最直观的体现。比如,中国人对客观世界、各方面的事物或某个研究领域进行概括,特别是使用主体性的方式去表达,这就是“话语”。使用具有主体意识的概念或者符号去表达,展现出学者的立场、观点、情感、思想、态度、想象力、创造力和思维状态等,将之有力地凝练在“话语”当中,进而可以形成“核心概念”。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的新时代“话语体系”,其经典话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地与时俱进地打造具有主体性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三大体系”建设,表明它不仅是党的理论构建,还是更加宏大的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因此“三大体系”建设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打造和建设新的“话语”,也就是与时俱进地创造出新时代的新概念、新观点、新方法、新立论。  


影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难点和重点


影视学学科在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影视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文化消费和艺术消费体量最大、影响力也最大的对象。影视文化具有最大体量的大众性、广普性和广泛性。相对而言,影视研究比其他学科更能获得大众的介入与关注。由于影视学指涉的对象具有广泛的大众性,其相对应的“三大体系”建设的难度反而增加了很多。因为当技术门槛限制了很多人的时候,缺乏知识背景和系统训练的人很难介入。在影视学要做出超越一般认知和理解的创造性“话语”以及相对应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反而更不容易,更加艰难。  


此外,相对于其他学科,影视学学科专业的内在规定性不强,构成的元素较为兼容杂糅。影视研究具有泛化的倾向,其内在规定性表现弱化,“泡沫”式的成果铺天盖地。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的打造与推出,应成为影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重点。针对这些重难点,具体可以从三个维度入手:首先,从基础研究的角度来看,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意味着既可以满足本学科的发展需要,还能够影响其他学科的研究;其次,从应用研究的角度来看,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意味着成果是否能对所指向的行业产生重要影响;最后,从决策研究的角度来看,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意味着成果是否能对国家战略性的决策具有借鉴意义,对国家整体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构建中国特色影视学“三大体系”需处理好三重关系


处理好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影视生产传播与国家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影视学“三大体系”建设不可能脱离政治性考量,但同时影视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学术性自不必说。影视学指涉的对象是影视生产与传播,影视生产与传播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政治宣传的重要内容,积极而建设性地配合大局、服务中心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同时,影视生产与传播也需讲究专业性、艺术性,需要以精深而独具的思想、精妙而特别的创意、精湛而出彩的制作产生足够的思想震撼力、艺术感染力和视听吸引力。近年来,关于影视“重大主题创作”及“国家战略性影像”形成的新概念、新范畴,都力图在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兼顾中探索影视生产与传播的更深层学理规律。  


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特色影视学“三大体系”建设,首先是基于中国影视生产和传播的实践与经验,是对这些实践与经验的系统化、专业性的梳理、提炼、概括。但这并非等于故步自封、闭门造车,真正要建设好影视学“三大体系”,恰恰要放眼世界,在全球影视生产与传播的大生态格局中审视中国影视,尤其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与姿态,广泛学习和汲取海外、国际影视学术的优秀成果,融入我们的“三大体系”建设之中。如“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建构,就是在全球视野中,力图构建中国特色电影研究体系的有力探索与创新。  


要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既强调了“传承性与民族性”,又阐明了“原创性与时代性”。中国影视学“三大体系”建设需要在已有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将好的传统传承下来,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勇于构建新话语。近年来,关于影视创作“温暖现实主义”的探讨,就是基于以往“现实主义”的学术研究传统,又结合了当下中国与世界的时代性特质与需求,所提出的新时代影视创作的新理念与新方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的国家战略性影像创作与传播研究”(23ZD06)阶段性成果


原文发布于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胡智锋,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原文链接: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05/t20240524_5754380.shtml?_refluxos=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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