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到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2.0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571.3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让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
十年来，“一带一路”正日益成为造福世界的“发展带”。
围绕过去十年“一带一路”带来的区域经济合作影响、投资可持续等话题，《中国经营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中国现代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万喆。万喆认为，站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历史起点，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非要将国内大循环独立于全球化之外，而是更加强调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的相互促进作用。
带动全球国际合作示范效应显著
《中国经营报》：如何看待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影响？
万喆：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带动全球国际合作示范效应显著。十年来，中国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投资规模近1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从起航到“大写意”再到“工笔画”——开通航线，修建铁路、港口和机场为基础设施“硬联通”奠定基础，中国规则标准从跟随到引领，在高铁、核电、通信、汽车等领域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软联通”的技术支撑。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文化、教育、科学、卫生、旅游等领域的人文交流日益活跃。
可以说“硬联通”改善经济条件，“软联通”优化游戏规则，“心联通”加强民心交流，三者相辅相成、齐头并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中国经营报》：近年来，东南亚市场受益于人口红利呈现出较强的经济韧性，特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后，双边贸易更加活跃，RCEP与“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协同发挥作用？
万喆：RCEP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助于填补“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部分贸易规则与合作机制的空白。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贸规则步入调整与洗牌期，原有传统规则安排已逐渐不适应各方不断更新的贸易、投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政策，致使传统多边贸易机制面临“信任危机”。RCEP成员国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的诉求可在一定程度上，被有针对性地满足。回应了外界此前对“一带一路”框架内贸易规则约束力不足的质疑，从长远看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
RCEP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接扩散产业链，丰富了“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内涵。从技术层面而言，RCEP有助于区域内国家降低进出口关税，降低投资壁垒，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区域内发达国家外移的中端制造研发业后，有望加快推进本土高技术研发，推行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全面应用与落地。
RCEP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可在一定程度上与“一带一路”项目形成合力。从供应层面看，近年来价值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离开中国，向东南亚转移，中国正成为包括人工智能、电动新能源汽车等中高端产业的承接地；从服务贸易往来层面看，我国数字经济应用经验、5G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基础等高新技术优势可更加顺畅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客观上将我国推向了亚太区域内产业链上游，同时我国内广大消费市场亦可在需求端为亚太区域内“一带一路”国家产业链提供生产动力。
《中国经营报》：近年来，全球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为世界发展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在新的历史契机下，我们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如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万喆：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共建“一带一路”主要着力点放在服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上，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思路。未来十年是一个再出发的起点，在新征程上，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非要将国内大循环独立于全球化之外，而是更加强调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的相互促进作用。
首先“一带一路”与“双循环”应互为补充，共同寻找新的增长空间。继续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布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推动中国形成东西双向、海陆并进多层次、多渠道的开放新格局，推动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其次应进一步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推动各个方面、各路资本形成合力共建“一带一路”。同时，应该抓住重点区域和国家，使共建“一带一路”更加聚焦中国同周边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周边率先形成通畅的“双循环”发展格局。推动RCEP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人口超过15亿的巨大区域市场。
此外，可以聚焦新的发力点，例如深入发展“丝路电商”，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构建数字合作格局。
加强绿色融资支撑引领
《中国经营报》：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涉及到诸多投资建设，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上，世界银行前行长金墉就表示“一带一路”所有的基础设施本身都应该具有可持续性，如何理解这种可持续性？
万喆：共建“一带一路”始终将基础设施作为互联互通的基石。十年来，中国与共建国家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优先发展方向，开展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电力、信息、工业园区等领域开展合作，不断催生新经济增长点。共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共建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并未在全球化时代搭上经济快速发展的快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础设施短缺或薄弱。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撑，自由贸易不能得到更为深入的进步和发展。
二是有利于可持续惠及共建国家人民生活。中老铁路开通把东南亚唯一的“陆锁国”变为“陆联国”。 中老铁路贯穿老挝的多个省，沿线总人口200多万，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累计投资430.8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34.6万个就业岗位，带动沿线土地升值，使当地民众受益。
三是有利于推动新基建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一批投资小、见效快、利民生的精品项目，成为各方合作的最优选。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精品项目资金需求较小，盈利前景较好，对于企业而言经济效益更加可观，将有效吸引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更加活跃地参与。
《中国经营报》：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一带一路”成为大势所趋。如何看待绿色“一带一路”与可持续金融的关系？可持续金融在“一带一路”中还在哪些方向可以突破？
万喆：绿色向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
当前，全球气候投融资市场逐步成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绿债市场。由于气候变化，通过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很有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实践绿色金融不但是社会责任，也是金融业自身的重大发展机遇和防范风险的内在要求。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平均违约率低于各项贷款平均违约率，更低于“棕色”贷款违约率。近年来，中国金融机构积极响应责任投资理念（ESG），将更多全球资金配置到相关绿色项目，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
在持续推动可持续金融发展上，未来应该进一步加大绿色基建，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优先考虑低碳项目和低碳投融资。同时要从老基建为主向以数字经济等新基建转型发展，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框架下，协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数字经济。
此外，依托重点绿色投资项目孵化绿色发展共同体，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绿色能力建设，打造新型绿色产业链。与之配套，则需要加强绿色融资对绿色投资的支撑和引领，通过设立“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基金，充分发挥其与双多边开发资金以及国内金融机构优势互补的协同效应。
在此基础上，应该加快建立绿色项目信息和绿色认证信息的“一带一路”绿色项目库，为项目与资金方提供对接平台。
原文刊载于2023年6月17日中国经营网。万喆，系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