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青年》为主战场的“五四”运动，不仅带来了知识界对于新思潮、妇女问题的关切，而且唤醒了女性自己办报的热情。当时出现了不少由女性团体编辑的刊物，其中，北京女高师学生们的办报、发声热情尤为引人注目。 她们通过文艺研究会、学生自治会等团体自办校园刊物，并且积极投身于校外各种报刊，她们中的不少人甚至加入了当时主要由男性知识分子集结成的新文学主流阵营。 而在女高师学生们自办的这些刊物中，《文艺会刊》 堪称历时最为长久、内容最为丰富、形式最为多样，通过对《文艺会刊》的观察，不难觑见五四风云之下女高师学生以及她们所代表的中国知识女性群体在面对着席卷而来的新文化时的真实态度，包括在这之下她们思想与写作的转型，以及这种转型所伴随着的迟缓、矛盾和无可避免的焦虑。

蔡元培题写刊名的第二期《文艺会刊》封面

一、女高师与《文艺会刊》

北京女高师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不仅是第一所中国人独立创办的女子高等学校，同时也是1925年之前国内唯一的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校。北京女高师的前身是成立于1908年7月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5月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这是其“初级师范”时期。无论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还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都受到了政府的高度扶持，其师资力量、在校生数量及政府拨款额等均位于同类女子学校前列。甚至有资料表明，1918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经费筹拨高于当时只招收男学生的“北京师范学校”。1919年4月11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呈请改组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4月23日，教育部正式下令改定名称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方还仍继续担任校长。从此，中国有了第一所自办的女子大学，而女高师也开启了它最为“耀眼”的时期。

学校改组后不久即爆发了“五四”运动，1919年6月4日，在“五四”后续的学潮中，女高师的学生们加入了男学生们的游行请愿队伍，成为这场爱国学生运动中的一分子。与学校改组并行，1919年3月，在国文专修科老师陈中凡的鼓励下，女高师学生们成立了“文艺研究会”，最初成员均为国文专修科的学生，她们“本德育美育为主义订定宗旨”：“提倡纯洁道德”“发挥高尚思想”“商榷古今学说”“陶冶优美情操”“助长美术技能”“涵养强固意志”。文艺研究会设立“讲演”“编辑”“游艺”“庶务”四个部门，分别负责会内事务，其中由编辑部负责《文艺会刊》的编辑出版。《文艺会刊》 是女高师文艺研究会编订的刊物，共有六期，收录了多种文体的作品，主要有“论说”“讲演”等时论性、学术性文章，同时也包括“诗词”“小说”等文艺类作品。从应用文到文学作品，《文艺会刊》提供了当时知识女性在思想、创作、学术旨趣、接受新文化的路径等各方面的信息。而一年一期的出版频率，也使我们更容易从中把握知识女性们的转型姿态。

女高师学生们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使她们在新文化的洗礼中具有了一种先决优势，而《文艺会刊》又可以较真实地展现“五四”时期女高师的校园文化生态和女学生们的思想状态，这些使得本文基于女高师《文艺会刊》来考察“五四”知识女性转型的探讨具备某种合理的效力。

二、从文言到白话

1917 年 1 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 《文学改良刍议》， 提出 “文学改良之八事”，成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随后，陈独秀在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声援胡适的主张，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在《新青年》杂志的倡导下，白话文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滥觞。

然而，在1919年6月出版的第一期《文艺会刊》上，我们鲜能看到白话文运动给女学生们带来的影响，至少在写作实践方面。《文艺会刊》第一期主要分为“论文”“讲演”“诗文”“记载”四个部分，所有作品均为文言文和古体诗文，无现代标点。在这一时期，女学生们虽然已经关注教育、妇女、家庭等相关问题，但仍脱离不开文言文写作。不仅如此，文艺类作品全部为古典诗词和文言散文，学术论文也具有鲜明的八股论说色彩，显示出女学生们深厚的经学功底。当然，如果考虑到《文艺会刊》第一期的出版年份为 1919 年，此时新文学并没有进入全盛期，当时全国有影响力的新文学杂志也只有《新青年》和《新潮》，此时女学生们对于旧语体的偏爱或许可以理解为她们还未受到白话文运动的深刻影响。但是，在这一期上，女学生们关于“文言合一”问题的讨论却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此刻这群知识女性在新、旧语体夹缝中的姿态。

从《文艺会刊》第二期开始，知识女性们在“书写”上突破文言的限制，她们开始试着用新笔写作，并将这种书写转型进一步深入推进。重要的是，基于《文艺会刊》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二期开始的这一突破是与新文化先驱者们对女高师的关注有关的。 例如，《文艺会刊》 第二期封面上开始出现了蔡元培题写的刊名。1920 年，蔡元培还应女高师文艺研究会邀请作了名为《国文之将来》的演说，为白话振臂一呼。李大钊也于此时在女高师担任《社会学》《女权运动史》教师 ，经常给女学生们推荐《新青年》《晨报副刊》等新刊物。可以说，在向白话文转型的过程中，女学生们已经“听到”新文化男性先导们的呼声，努力使自己跟上直至走入新文学的队伍，然而，她们前进的步伐相对男性而言却显得更为缓慢和矛盾。文学革命并非一蹴而就，《文艺会刊》诉说了破旧的艰难。女学生们的大多白话文仍无法逃离文言的影响，显示出文白交杂的斑驳。第二期上所有的白话书写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例如黄英（庐隐）《利己主意和利他主意》中“从行动底动机和结果言之”，林宝权 《学生自治在教育上底价值》中“学生自治在教育上底价值，同学王君说的很详细了”等都是此体现。 在第三期所附的“勘误表”中，女学生们将第二期多篇作品中的“底”换成“的”，这样的举措的确体现出她们在有意识地纠正自我书写，然而实际上第三期《文艺会刊》中文言交杂的情况依然存在。

在对于“她”字的使用上，我们更能看到女高师学生们努力触碰新文化前沿的觉醒意识，以及她们写作实践中的稚拙。1917 年，刘半农最早在《新青年》内部提出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她”，第二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译作《改革》中公开讨论这一问题，此后，“她”这个女性第三人称代词在新文化圈内引发激烈讨论。在 1923 年前后，一些新文化教育家、学者已经自觉使用“她”，其中包括胡适、鲁迅、周作人等，这些新文化斗士们的讨论和写作实践对当时有大量机会与新文学接触的女高师学生们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当时在女高师学习的石评梅在 1922 年初已喜欢使用“她”字；冯沅君在 1923 年刚开始进行白话文小说创作时已惯用“她”字；1923 年，庐隐也曾在《晨报副刊》发表《她的来信》。

由上可见，语体改革任重而道远。 虽然这些知识女性们位于白话文运动影响的中心圈内，但碍于多种原因，她们从文言中抽身时承受着“破茧之痛”。在走向新文学的道路上，知识女性前进的脚步是缓慢的。当然，这并非是她们独有的问题，不可否认，即便新文化的主将们，在白话书写初期或许都曾面临着如此困境。

三、文体的选择

在白话文运动号角吹响后不久，白话文学实践紧随其发生。1917年2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仅一月，这位新文化的急先锋在《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开启白话新诗写作之风，1920 年胡适又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小说方面，1918 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 《狂人日记》，此后白话小说逐渐蔚为大观。作为“五四”运动女高师学生文化思想活动的记录，《文艺会刊》也展现了女高师校园创作中文体变化的轨迹。可以说，在1921年之前，新的文体还未在女高师发芽。直到1921年《文艺会刊》出现了两篇白话小说：孙继绪的《二等车中的一位阔太太》、钱用和的《冲喜》。 即便此后新的文学力量始终没有敌过旧文学的“压制”，但是新文学的上升势头有目共睹，在《文艺会刊》第六期时，几可与旧文学抗衡。

在新文学方面，相较于白话小说，女学生们更偏爱新诗的翻译和写作。在女高师内部，第一批新诗发表于1922年的《文艺会刊》。现在看来，女高师学生们创作的新诗虽然内容较为贫乏，但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她们的哲学思考和理想表达。女学生们的这些诗歌，在艺术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清新自然，不仅雅致且富有韵味，与当时男性诗歌创作者的风味极为不同。在白话新诗诞生初期，粗糙、幼稚是它的显著特征，胡适的《尝试集》也因此成为后来者质疑初期白话新诗艺术性的靶子，就连一向对胡适尊敬有加的程俊英也认为新诗不如旧诗词含蓄隽永。在意识到新诗的问题后，她们对新诗的创作做了系统的、理论的思考。

然而在这一时期，知识女性们的白话小说创作显得逊色不少，对于小说这类更强调谋篇布局的文体，女学生们对其似乎远不如抒情式的诗歌那样熟悉。《文艺会刊》上的大多数作品对于现代文体的把控和白话语体的运用远远不够自如，然而不难看出她们对于转型的追求是明确的。《文艺会刊》上为数不多的六篇白话小说分别是孙继绪《二等车中的一位阔太太》、钱用和《冲喜》、隋廷玫《恋爱的坟墓》、玉薇（隋廷玫）《玫瑰花下的回忆》、拙《怨谁》、松泉《依然是他》。 除《冲喜》《依然是他》《恋爱的坟墓》外，其他作品皆为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并且所有的“我”都是以旁观者和叙述者的身份，从来不是主人公，实际上并不直接参与故事的行进，甚至可以说，“我”常常是游离事件之外。这就往往造成了小说的情感不够丰沛，故事情节比较单一。此外，这几篇小说都以线性时间顺序展开故事，运用梦境和书信体的形式，在这个程度上说仍然未能脱出中国古典文学中女子闺房吟咏、借信件表达情感的女性文学传统。相对于当时其他的早期白话小说，在写作手法上没有大的新意，人物刻画也较为空洞、缺少丰满性。当然，不可否认，在作品的思想上，作者已经展现了诸多关于女性问题的思考。

四、新旧交杂面貌的成因

女高师《文艺会刊》在写作上显示出强烈的新旧斑驳。在走向新文学之途上，求学于当时中国最高女子学府的知识女性们转型的脚步显得尤为缓慢。到了 1924 年，即便面临新文学力量的愈发强盛，旧文学在《文艺会刊》依然处于优势地位，这与当时大量新文学杂志涌现的外部事实不同。要知道，从“五四”起，仅在六个月内就有 400种新的白话文杂志出现。

造成这样新旧交杂面貌的原因是来自多方面的。首先当然同女高师的环境不可分。女高师初期的教学氛围相当守旧，当时国文专修科的老师是戴礼（国文专修科主任，讲授经学）和陈树声（讲授古文，专讲桐城义法）。此后，来自北京大学国学门的陈中凡来到女高师，他也一同邀请了不少北大教师前来女高师担任教职，其中最早来的是国故派的刘师培和黄侃。 他们到来之后改革女高师的课程设置，更为重视中国传统学术的“国故”色彩，1919年，在这两位国故学大师离开女高师后不久，新潮派的胡适、李大钊来到女高师，欧美派的傅铜、吴卓生也来到这里，女高师由此形成“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校园风气。但是，虽然对于新学不再排斥，但作为国文专修科主任的陈中凡旧学深厚，在女高师而后进行的课程改革中，传统“国故”学科仍处于不可撼动的位置而诸如“西方文学史”等课程只能属于选修课的范畴。此外，女学生们深厚的旧学传统也是其转型困难的根由。根据 1922 年女高师学生家属职业统计， 前几位的分 别 为 教 育 界 （37％ ）、 政 界 （26．7％ ）、 实 业（14．7％）、未详（7．3％）、家居（5．6％）、军界（3．9％）、议员（2．2％）等。如此家庭出身的女学生们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她们中的很多在接受现代学校教育之前已经养成了深厚的旧学底蕴，苏雪林、冯沅君就是其中的例子。女学生们在新文学写作的迟疑态度中还包含着对草创初期白话文的不信任。上文已提及女学生们对白话新诗的再思考，在文学书写转型之初，新文学在对于这些家学深厚、校园“国文”氛围浓厚的女学生们的争夺中并没有取得完全胜利。在这批身体上刚刚反叛传统家庭、实际思想中旧文学因子却深植的知识女性那里，书写的转型并没有那么顺利。

无论如何，北京女高师《文艺会刊》是“五四”运动前后历史的真实记录者。在文学革命发生不久，在“五四”新文化潮流的裹挟下，这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知识女性们，在她们成为知名文学家、学者和革命家之前，《文艺会刊》珍贵而不加掩蔽地展现出她们在这一场男性主导的文学改革中的勉力转型。在书写上，新旧杂糅是转型之初女性写作者所呈现的独特现象，那些“旧的因子”带着中国封建传统家学的烙印，也复现了“五四”时代不同文化思潮间的角力， 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这一代女性写作者给我们留下的窥探那个时 代的独特财富。在其后涌现的，诸如丁玲、萧红等后“五四”时代的知识女性，她们的身上以及作品中已不再带有“五四” 特有的新旧文化交战的矛盾印记，相较“五四”女性们而言，她们的白话书写也必将更为圆润和成熟。

（选自：《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