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批60岁上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是沐浴着祖国4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秋雨成长起来的文化人。“改革”的氛围，让我们敢想、敢说、敢写，以发自肺腑的文字解读历史悠长的古代文学历史。“开放”的语境，让我们能想、能说、能写，以炯朗清澈的目光审视古往今来的文学文化现象。

　　2017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书名是《探寻中国趣味：中国古代文学之历史文化思考》。在书中我说：“一个民族的文化要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就应该在众声喧哗的世界文化中葆有自身独特的声音，在五彩缤纷的世界图景中突显自身迷人的姿态，在各具风姿的世界思想中彰显自身特出的精神。”

　　值得我们欣慰的是，这40年来，经过我们这批文化人，与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学生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在发出自身独特的声音、突显自身迷人的姿态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崛起而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今天的海外学者要“阅读中国”、“理解中国”，不能不取资于我们创造的丰富的学术成果。

　　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彰显中华文化自身特出的精神方面，我们还有相当漫长、相当险峻的路途要跋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世界舞台的各种场合中，敢于拍桌子跟中国叫板，固然有赖于美国积聚一百多年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劲的科技实力，而更为深沉的底蕴，还在于他对西方数千年文明与文化的自信与坚守。今天我们要加强和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自信，我认为，应该而且只能从“认识自身”、“反思传统”起步。

　　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便被历史和现实赋予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我们所从事的学术事业感到自豪，而且更应该为之感到紧迫和沉重。作为中国的文化人，我们不能不用自己的生命，肩负起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重任，鞠躬尽瘁，踽踽前行。正如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可以肯定地说，我们这批60岁上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绝大多数不可能再有40年的学术生命。但是同样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这批文化人的身上，天生秉赋了一股“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自觉自愿地把我们生命的每一年、每一月，奉献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事业。

　　当然，对我们来说，扩而广之，对所有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仅仅有这种任重道远的志向和汲汲以求的毅力还不够，更应该有“仁以为己任”的自觉、自重和自持。

　　当下我们生活的学术环境，遍布着“烙煎饼”似的教学改革，“剪刀加浆糊”式的教材编写，层出不穷的项目申报、开题、结项，接连不断的教学评估、学位评估、学科评估、学校评估，走马灯似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培养，令人炫目的“高薪聘任”……我们还能够在忙碌、嘈杂与焦虑中，保持一种书生本色，或持卷苦读，或沉思冥想，或伏案著述，如曾点浴沂，自得其乐吗？

　　40年来，亲历了“西学东渐”的来势汹汹，“文化研究”的风起云涌，“重写文学史”的此起彼伏，“乾嘉考据学”的死灰复燃，“国学热”的铺天盖地，“百家讲坛”的莺歌燕舞，微博微信的“国民狂欢”……我们还能够在书山学海中孜孜矻矻地跋涉，始终保持对学问的敬畏、对学术的虔诚，做一个寂寞的“学问守摊人”、“学术探索者”吗？

　　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该书集结了几代古代文学研究的队伍，凝聚了几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成为近20年来最为普及的中国文学史课程教材。而我觉得更具有启发意义和深远价值的是，在编纂这部文学史著作时，袁先生提出了“守正出新”的基本原则。

　　按我的理解，“守正出新”就是笃守正道，探索新知。“守正出新”的要旨，决不仅仅在于揭示何为 “正”、何为 “新”，如何“守”、如何“出”，更在于警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中，学术研究仍然必须坚守“仁以为己任”的自觉、自重和自持，始终以“正而新”为鹄的，以“守而出”为内驱，“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作为文化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以文学研究为对象，以“求仁得仁”为本旨，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深刻地揭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和智慧，以历史之光烛照现在、彰显未来。我愿以此自励，并与各位学界同仁共勉。

（作者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