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和（1918—1998），女，天津市杨柳青人，1934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43年毕业留校，1947年从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任辅仁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1952年院校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从此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历史系和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教授、历史文献教研室主任、陈垣研究室主任等职；并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中华大典》常务编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顾问等多项社会职务，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津贴，被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入《世界5000名人录》和《世界妇女名人录》。
刘乃和先生离开我们20年了，她是在丝毫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离开自己不愿放弃的事业的。她辞世前，先是在检查病情时跌倒在地，之后是卧床不起。再以后夜间高烧，找不到人，她的学生王明泽通过熟人送她到冶金医院急诊，之后我们再把她转到北医三院住院。在三院，开始我给她送饭去，她还高兴地说“真好吃”，过了三天，她就已经昏迷。这段过程，为时仅仅四个月。在这短短的四个月里，只要能够交谈，她对我不断说起三件事：没有完成的《陈垣评传》，打算系统梳理的《中国古代妇女史》，还有培养文献学的人才和古籍整理的质量。死亡总有一天会到来，没有什么可怕，但对于一位还想做很多事又完全可以做得比别人好的学者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乃和先生和颖民师（训诂学家陆宗达，字颖民）同在辅仁大学任过教，“文革”期间又一起编过《新华词典》。我做颖民师助手的时候，有好几次遇到关于历史典籍的出处问题，老师总是让我去请教辅仁过来的几位历史教授。乃和先生对史书烂熟于心，提供的书文和出处无须验证，从未有错，让我感叹万分又钦佩不已。
我常说，自己的很多长进是在和前辈师长闲聊中偶然感悟的；但乃和先生对我的影响并非偶然，很多是说者有心，听者也有意。
1947年启功、陈垣、刘乃和和柴德赓在北海合影
我是从乃和先生的论文里知道什么是“文献学”的，陈垣老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避讳学的几本书都不厚，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学过，收获良多却没有认识到这几本书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初我读乃和先生写的《励耘承学录》，知道她在年轻时对中国古代典籍下的功夫。乃和先生告诉我：“必须有了独立的、系统的基础理论，才成为学科。如果只有古籍整理，那不叫文献学。历史学、训诂学都和古代文献关系密切，但各有所属，也都不是文献学。有了版本、目录、校勘、辨伪和史源学的独立理论和操作规则，文献学才是一门独立的学问。”这使我懂得，没有陈垣老的基础理论建设和乃和先生的实践总结，虽有文献，是不成“学”的，这也启发我知道了训诂学基础理论建设的重要性。
乃和先生对做古籍整理的人不懂文献学和文字训诂学时常表示忧虑，常常提起关于古籍整理的质量问题。每次提起这个问题，她在开始时总有一句几乎成了口头禅的话“别嫌我絮叨”。她不止一次地说：“现在全国的古籍所都在搞‘大而全’，但是这么大的规模，又有多少人真有整理文献的水平？乾嘉学者整理古籍的都是些什么人？现在这样做出来的东西能用吗？不会把古籍都搞乱吗？”由于对当今古籍整理的人才问题与质量问题有所了解，我深深理解她的“絮叨”里含有的焦虑。正是因为有这种忧患，她对训诂学也十分关注。
1995年，我的《训诂学原理》要去参评一个国家级的社会科学奖，乃和先生不经意间知道，主动说：“你从来没有送自己的书给我，我这里只有你和陆先生合写的书。把书拿来，我给你推荐。”过了几天，乃和先生打电话跟我说，她把推荐信写好了。推荐信说：“《训诂学原理》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训诂学专家王宁教授。80年代初，作者与其老师陆宗达教授所写的《训诂方法论》，被称为‘当代训诂学理论的开创著作’，具有极大的影响。《训诂学原理》是王宁教授在乃师去世后继承师说又一部专门阐发训诂学原理的力作。本书有很多新的创获，发掘出许多新的训诂资料，例如关于唐代李善注的征引训诂体式、清代沈家本的刑名训诂等，都是过去的训诂论著未能论及的。本书还以相当的篇幅，说明了在几个重要的领域里训诂学的普及应用问题。全书颇有可观之处。”不久，颖民师90周年诞辰，乃和先生亲笔写的题词是“训诂名家师承有自，发扬宏大后继得人”。她对我说：“‘后继得人’是对你说的。训诂太重要了，把它讲得好懂一点儿就更重要了。”在前辈先贤的眼里，文史的确是不分家的。也就是在她的启发下，我开始关注章太炎先生的《春秋左传叙录》等关于史籍的论文，直到后来《春秋左传读》公开刊行时，我也是抱着以“小学”通经史的信念带着学生去研读的。那是一个时代的学风——没有空疏的“小学”，也没有无根的史学，二者的结合是毋庸置疑的。一份推荐、一则题词，让我感到肩上担子十分沉重。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前后，我和乃和先生的交谈有了另一个专门话题。这一年，我代表首都女教授联谊会去做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的筹备委员会委员，有一天，全国妇联黄启璪副主席打电话要我亲自去接乃和先生，请她牵头在一幅长卷上签名。启璪同志说：“临时接到通知要在今天晚上举行活动，太难为老先生了，刘先生是你老师，请你务必亲自代我们去接，通知得太晚，也替我们道歉。”当我到乃和先生家里时，她已经整装待发，那时她走路已经不太方便，但当我转达启璪的意思时，她摇着手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开，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随时候着，随叫随到，一个电话就行，何必麻烦你！”一上车，乃和先生就对我说：“你平常太忙，我得抓着你说点事儿。”紧接着她不停地对我说的都是《中国古代妇女史》的架构问题，她强调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妇女观和要重视从正史以外的典籍中搜集材料，一直说到我们下车。
乃和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妇女理论专家，开创了中国古代妇女史专题。我原以为，她关心妇女工作，或许与她自己人生的际遇有关。她曾几次说：“在中国，男尊女卑问题很难得到彻底解决，着意提倡时能有一时的好转，一不提倡就向后倒退，这是有很深的历史原因的。在中国，女权问题是人权问题中非常突出又极为特别的问题。”我是无意间进入妇女工作的，但一接触到问题的实质，我就知道中国的妇女问题渐渐转入隐性，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解决起来时常“搁浅”，很多障碍存在于包括女性在内的人们的意识中。男尊女卑积淀为一种顽固心理，凝固为一种内在规则，具有中国的特性。我把自己的这种想法说给乃和先生听，并且问她：“被历史记录下来的妇女行为，已经是经过统治者的思想过滤了的。经学、史学都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的。‘正统’史书评价的影响比行为本身的影响更强大，您是怎样从这种史书中看到中国妇女史真相的呢？”她说：“还记得那天我们一起去给长卷签名时我对你说的两个意见吗？”我说：“当然记得，您强调一定要先树立正确的妇女观，并且要重视从正史以外的典籍中搜集材料。”她说：“所以，得到真实的史料不容易，不能只靠正史，野史、文学、笔记、小说反而透露更多。历史不光是实证科学，也是评价科学，观点方法十分重要。”我陆陆续续读过乃和先生所写关于古代妇女问题的多篇文章，读后我很震撼，她分析了二十四史中为女性立传的情况，由几千年传统妇女观中窥见古代中国妇女的命运——人性被压抑、才能被埋没、性格被扭曲、生命被吞噬的案例，虽只有碎片式的记载，仔细看却充斥在字里行间。我怀着敬畏读完这些文章，完全改变了原先的看法——乃和先生关心妇女问题完全是一种读史的体验和感悟，自己的人生际遇也许是她关注这个问题的起因，却绝对不是她得出结论的理据。“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只有大量用心读书，领悟公共人生，放眼千年历史，心怀真理追求的人，才能摆脱个人利益，超越自身处境，选择正确的立场来看问题。
从左至右为：启功、陈垣、刘乃和
乃和先生对我说，她一直想在北师大开一门“妇女史”选修。我说：“这太好了。现实问题常常带有历史留下的痕迹，当我们对现实问题理解不透的时候，历史对现实是具有解释作用的，求助历史会帮助我们清醒。”可她叹气说：“我提出过多次，始终未能如愿。”我感到奇怪，一些没有多少价值的重复课程开选修课都轻而易举，这种含义深远又有特色的课，还是乃和先生亲自开设，为什么连一次机会也没有给她呢？我问她是不是不了解申报选修课的程序，她无奈地笑笑说：“这不是主要原因。”
登门请教的次数多了，我不仅更熟悉了乃和先生的治学之道，也更深地了解了她的生活。乃和先生的生活俭朴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家里有人照顾时日子过得好一些，一个人时，她常常吃的菜是开水煮过的青菜拌上酱油和味精。超市发的服务员有时主动给她送一点儿鸡蛋和熟肉，但她吃完了就完了，从来不主动去麻烦人家。很多通行的食品，她都没有买过，一包很平常的喜字饼、一碗普通的肉汤，都会受到她连连的赞美。她贫穷吗？当然不是。烹饪、饕餮都是需要时间才能享受到的。她每天用在生活上的时间和自己的阅读、写作、审校、题词、评议等花的时间，实在太不成比例了。她心疼的不是钱，是时间。我一直陪着她度过的临终四个月，时隔20年仍历历在目。她过于简朴的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产生的一切危害健康的后果，浓缩在这四个月里呈显无余。这些，不论何时想起，都是催人泪下的。
每读《论语·卫灵公》，我常常联想起乃和先生。她没有儿女，少有亲情，却没有听到她说“孤独”。她专注读书撰文，从不停歇，却没有听到她说“疲累”。她起居简陋，穿着朴素，饮食清淡，更不曾听到她抱怨“简薄”。这就是一位有独特贡献的女学者的人生——“谋道不谋食”，是她生活的写照；“忧道不忧贫”，是她精神的追求。
作者简介
王宁，1936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北师大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主任，章黄国学在当代中国的重要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