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9日，在我的导师孙喜亭先生教育思想研讨会上，我提出萦绕脑海多日的三个问题：随着教育学界老前辈一位一位离我们而去，我们是要告别一个时代吗？我们真的要告别一个时代吗？我们岂能告别一个时代，如果我们还没有读懂这个时代？这三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认识和理解我们在其中，似乎又即将消失的一个时代？朦胧的意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全面深刻理解这个时代，更没有准备好告别这个时代。这一系列问题虽因纪念孙喜亭先生而发，但超出了针对先生一个人发问：我们该如何面对以先生为代表的一个时代学人的教育精神、教育信念、教育思想、教育情怀和教育荣耀？

集体的献礼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教育学集全国力量重建再出发。教育学教材建设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是一场人才聚集合作的重要学术交谊。我与教育学结缘，从阅读王道俊、王汉澜、郭文安先生等参与编写的五院校（华中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甘肃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武汉师范学院）《教育学》教材开始。1978年开始编著的这本教育学，才尽其能。经过多轮审编，特别是经过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来自25个省、68所师范学院的141位教育学教师的大讨论，最后于1980年杀青。合作力量和集体智慧，铸就了这本公共《教育学》。无论因时代发展后学如何评价，但在当时，由其反映出的教育学的想象力已是发挥到极致。

我能师从孙喜亭先生，源自我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硕士生导师靳乃铮先生。靳先生对“启发式教学”很有研究。他以“归属不同于本质”的鲜明观点介入教育本质论争，随之为学界所知，在教育基本理论领域贡献突出。他为人儒雅内敛，为文精雕细琢，为事小心翼翼，于我潜移默化。他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的撰写，由是进入教育学共同体的“无形学院”。其时，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访学盛行。1989年我和王有亮、胡春梅等师兄弟随靳先生访学北京、南京、上海和杭州。

在那次访学中，初识孙喜亭先生。此行见证了陈元晖先生、陈侠先生、胡克英先生、张同善先生、滕纯先生、黄济先生、王策三先生、裴娣娜先生、鲁洁先生、吴也显先生、瞿葆奎先生、陈桂生先生、叶澜先生、杜殿坤先生、钟启泉先生、王承绪先生、董远骞先生诸前辈的精神气质和学术品格。在陈元晖先生那里听到陈景磐先生指导史静寰老师完成论及教会教育的博士论文的故事。两位陈先生对高足的关心厚爱，随故事启发于无形。在北京师范大学访学期间，黄先生亲往招待所探望随行师兄弟，裴先生在家设宴，王先生召集其弟子一同交流讨论，每每想来，备感情怡。在上海，瞿先生通过介绍与施良方学兄的师生互动经历，侧面告诫我们：要珍惜光阴、专心学问。良方学兄其时正在研究《教育过程》之外布鲁纳的其他著作。他在斗室向我们面授治学之道的学长风范，深刻脑海。

近三十年的时光过去了，各位先生当时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他们或谈为学经验或论人生发展，待人亲切之情犹可触，一心向学之志犹可感。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代教育学人，先经激越淋苦雨，又迎改革沐春风，壮怀教育豪情，问道南北学府，无论顺逆学未见已，不求其功下自成蹊。他们前后左右系成一脉，既传薪火，又续青蓝。他们著书立说，共辉星汉，为人为学，为教育学重建集体献礼，贡献昭昭，永远值得我们礼敬。

思想的声音

孙喜亭先生是为教育学重建集体献礼的一个代表。他是教育实践的独立思考者，是教育思想的点火者、传火人。从他身上可以感受到思想的力量、批判的力量和自由的力量。特别是，在乱云飞渡中，沉定坚守的力量。他的学术人生昭示了：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批判是学术发展的触发器，争论是知识分子的健身操，独立思考是具有反射性质的学术肌肉，思想是学术沉思与对话的生成品。

孙喜亭先生1930年出生在河北。曾就读师范学校，17岁即陟杏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以优等生毕业留校，躬耕守望学校60载。先生以“基于教育事实为基础的一般问题”为教育科学的研究对象，在一生治学道路上，突出问题导向、紧扣时代脉搏，视理论创新为学者的核心使命，在教育本质、教育价值、教育功能、德育等领域长期坚守，苦行僧般思考。他纳新学、悦异见、容特立、宠英才、喜争论、善批判、求建设，孜孜不倦，结出智慧之果。许多后学为其思想力量感召，心向教育、致力理论，尽享精神欢悦。

1990年秋和1991年初，孙喜亭先生先后到呼和浩特和包头市讲学。我一路追随，被他嵌套问题、推演逻辑、一泻千里、荡气回肠、余音绕梁的学术报告震撼。受其思想启蒙、激情感染和气质吸引，1991年秋，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拜在先生门下。三年的“散养”给了我无限的探索空间。关注点从科学教育，到杜威，再到元教育理论，信马由缰，尽享阅读的忘情和思考的自由。其间和师兄乔兵和师妹王晓琳随先生到河北做教育实践考察，且行且论、边走边学，或对联书法、或吟诗作文，间有小酌、亦见盈盅，学问接地气、豪情托自然，其乐融融。某个夜晚，我和先生为一个教育问题激烈辩论，师徒不分尊卑长幼，争论直到深夜。我面红耳赤，激动不已。次日一早，先生来到我们的宿舍，笑盈盈地问：“昨晚睡得好吗”？这起“事件”，事虽小，意义大。这样的争论不仅发生在小范围的师生对话场景。

孙喜亭先生还有意搭建供大家争论的平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先生和成有信先生联合创建博士生论坛，吸引了许多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论坛百花齐放，畅所欲言。活动还办到天津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小学。遗憾的是，这个论坛因为先生退休而中断。无论是在博士论坛上，还是在其他场合，先生从来没有以大牌学者自居。相反，他往往比青年教师和学生都率真动情。论到兴头上，有时竟情不自禁地站起来畅言争辩。每个接触过他的学生，无不受激励和鼓舞。先生求真尚学的平等争论，诠释了教育方法的基本原理；先生仁爱宽怀的大度胸襟，刻画了教师职业的基本品格。

至今想来，还有多少个夜晚，我们平寂地度过，没有疑问，没有争鸣，没有激动。有多少个早晨，“睡得好吗”的问候，缺少了特别含义，缺少了真情也没有了感动，不过是日复一日的寒暄和敷衍。而基于信任、敞开胸怀、不掺矫情、恣意想象的争论，所展现出的“自由的心灵、求真的率真、批判的声音、畅怀的对话”，岂不是孕育先锋思想、涵养思想力量的积极场强！

阅读的历史

1993年夏，黄济先生的弟子金生鈜学兄的博士论文《理解与教育》完成。论文展现了巨大的哲学探索勇气，其理论基础是解释学。论文的理论意境、研究视域、核心问题、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超出了许多读者的想象力。事实上，是超越了教育学读者的阅读边界。先生一代经历了漫长的阅读饥渴，也亲历了可怕的思想禁锢。涉教育学领域早年所能读到的和可以读到的文献资料十分有限。在学术正统似乎已经建立的框架内，一篇解释学教育博士论文带来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如何面对这样一篇充满探索意蕴的论文，经过几番紧张的讨论和修改，最后进入答辩程序。各位先贤带着自己的个人经验和学术视角进入论文本文和答辩对话现场。答辩委员最后接受了生鈜的积极探索，论文顺利通过答辩。河北大学的藤大春先生参加了论文答辩会，并且对论文给予了高度评价。

藤大春先生1909年出生，曾留学美国，长于比较教育，谙熟西方教育流派，尤对杜威和卢梭深有研究。他的阅读视野是支持《理解与教育》的重要基础。而北师大严格要求、重视学理、宽容新说、奖掖探索的学术氛围，使“理解”成为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从两级到中介》（毛亚庆）和《教育学的文化性格》（石中英）等为题的博士论文能够立说，乃是教育学人整体阅读半径拓展的写照，也是学术宽容的结果。在先生的指导下，1994年，我完成了题为《元教育理论探索——问题之源与方法之境》的博士论文。

答辩过程，顾明远先生给予“读不懂”的评论。当时自己没有理解真正的原因，以为仅仅是个人阅读偏好和语言风格的差异所致。二十多年以来，顾先生的话常常浇醒自己放任晦涩的文字风格。如何把话说明白，如何把重点放在讲道理、摆事实，而不是咬文嚼字、生搬硬套从西方搬运来的洋概念，守学问一份“语言本色”和“问题底色”，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的练习。能用大白话表达深刻道理，需要怎样的功力啊？我毕业留校后继续随孙先生治学，在享受自由阅读的同时也渐渐意识到，与先生一代相比，年轻一辈的研究焦点和修辞手法渐趋分化。潜心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是先生一代的内功。苏联教育学范式形塑了的教育学构架，影响了几代人的想象力，对先生一代影响尤为深刻。在转承阶段，新生代发散的学术旨趣，在哪些方面和前辈共振？由思想的单源到多源，由观点的收敛到发散，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还是迷失？从扇面夹角度数的不断扩大看，当然是一种进步。但从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和学术品格的复合继承上考察，前辈确有很多财富尚待全面整理和深入解读，需细细咀嚼、消化吸收。

时代的精神

如何把握时代精神？我在博士毕业后约过了一年，曾经收到西北师范大学李秉德先生的一封来信，言及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看到我的一篇论制约教育理论发展因素的文章，知我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希望看到我的论文。我随即复信并寄达拙文。此前，我和李先生并未有过联系。

李秉德先生1912年出生，1928年读河南大学预科，1930年升本科。1934年毕业后，追从李廉方先生在开封搞教育改革实验。1936年入燕京大学攻读研究生。抗战胜利后，1947年留学欧洲，曾访问考察比利时、瑞士、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教育。他是皮亚杰接收的第一个中国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回国在华北大学稍做逗留学习，便选择到西北师大落户。我和李先生从未见过面，那年的书信交往经历压在我心底多年。那年，李先生已超80高龄。他对初出茅庐、稚嫩青涩的一个学术后进的鼓励，虽然并未随一封信结束，但作为晚辈，因没能努力继志实现老一代更高期望的遗憾，总是堵在我胸口。我常反躬自问：为什么有一种愧疚感？

1989年秋，到华东师范大学访学期间，瞿葆奎先生向我们赠送了刚出版的一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上面还签有先生的隽永小字。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华东师大的教育学条件，先生请崔允漷、郭元祥两位学兄带着参观令人称羡的资料室。1993年，在四川师院参加教育基本理论年会的时候，再次走近先生。在参观成都七中的校园里和武侯祠的小径上，听他讲述教育学及教育学人的故事。我在北师大任教后，一次他到北京出差，住在北师大的专家公寓，我去拜访。当得知学校新的人事政策要求我的先生及黄济先生、王策三先生、成有信先生等停招博士的时候，他不无遗憾地评论——这是“自杀行为”。其时，我并不知道瞿先生和北师大的教育联结和情缘。只是知道，先生与我校前辈交往密切，互相支持，志趣相投，早已成佳话。后来才知道，他曾有在北师大进修的经历。

2011年3月27日，借在上海参加中国高教学会一个会议的机会，几经周折，我又见到了瞿先生。看望他，是我很长时间的一个心愿，那次是在上海华山医院。师生见面，自是高兴。谈得兴起，也就忘了时间。在他的病床前促膝，他坦言，看到后学在政学间腾挪，社会活动频繁，心多忧虑。先生分享了他自己的“政”“学”选择经验，劝我无论多忙，都不能中断“学业”。“业务不能丢，要留一块儿自留地。”先生说，“现在大家变得越来越忙了，但总还是要读点书。我们要思考，多年过去后我们能留下什么。”与先生攀谈的时候，万万没有料到两件事：一是是年八月，我到新疆挂职；二是次年七月，瞿先生离开了我们，身后留下由他组织编撰的《教育学文集》26卷本、《教育科学分支学科丛书》15多种等重要学术著作。

2011年8月，得知我去新疆挂职的消息，孙先生有些震惊。但随后转惊为喜。还特意用左手写下“养养神儿、做做事儿、写写文儿”的寄语。先生于2003年9月17日患脑梗偏瘫，半个身子被困。那日，师母在先生转危为安、渐趋平稳后，告诉我：“你熟悉的孙老师已经不在了”。经过两年多与病魔的顽强抗争，先生开始学习用左手写字。教育学的学术思维被冻结之后，人间冷暖的观察感悟继续在他的笔尖慢慢流走，后结集成《日子》。这部经半个活动的大脑摄取加工有限的生活观察、阅读材料和电视节目信息后的结晶，刻画了人间最为朴素的情感和理性。《日子》中记录下的先生偏瘫8年后写给我的寄语，蕴含多少父爱般的期待和安慰？那年临行前，我和成立两年的教育学部的毕业生们分享了发自心底的声音：太初有道，道成肉身。

尊严就是道，尊严就是道“承”的肉身。行尸走肉没有尊严，但尊严可以用来做“空心人”的面具。尊严是执着的信念，是内心嚷嚷着的无数声音中最沉静的那一个：信我，就跟我走。尊严不是在别人那里寄存的包裹：是你的，别人带不走。尊严不是镁光中爆发的掌声：假如，这掌声不过是对作秀的作秀反应。尊严是无名者背后悄悄的注目，是宠辱撕扯中的淡定。尊严是喧嚣后的独处，是“马斯洛高原”上孤独的散步，是孤独中无言的问候。尊严是面向善、义的真切叹服，是面向错、罪的彻骨悔悟；是面向强权淫威的坚硬脊骨，是面向弱幼不掺俯就心理的伺服。尊严是敌人发自内心的敬畏，是朋友误解释怀后真诚的歉疚。尊严是时间碾过肉身的印记。时间无痕，尊严有道。尊严是摆向时间的蜡烛：当主人活着的时候，人们惊呼：看！这个燃烧着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人们说：那个人燃烧过。

送别孙喜亭先生的时候，我从心里挖出几个字：“清风正气化时雨桃李不言，热血傲骨筑人梯青蓝相继”，本意是为先生画像。但经过这一阵子关于一个时代的追问，朦朦胧胧地想：这岂不是对这个看似我们要告别的时代的集体画像？！

如斯，这样一个时代永远不会真的告别，也不会真的消失！倒是，作为永恒的时代精神，深值后来者反观自照、砥砺前行。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