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 耕（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这一重大论断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学理内涵。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深刻认识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必须”上，而是确实存在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即不仅必须结合，而且能够结合。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关注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重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伦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规则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并在某种程度上契合着某些现代问题。由此，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转化为研究对象，对它进行科学研究、文化批判，达到客观理解。

观念系统具有可解析性、可重构性，观念因素之间具有可分离性、可相容性。一种文化形态所包含的观念因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容纳到别的观念系统中。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宗教文化的排他性特征，而是一种崇尚理性和智慧、重在调整人际关系的文化形态，蕴含着解决现实问题的深邃思想。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种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精神生产、文化创造则可以通过对不同文化形态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造就新的文化形态。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一定是突破单一的文化系统、博采众长而创新的文化形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这种共同之点、契合之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相互结合。共同之点、相互契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前提、理论依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的内在规定性。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不是范畴或术语的简单转换，如把“矛盾”变为“阴阳”、“规律”变为“道”等，而是内在的融合；更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建构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这种“化”的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空心化”。

历史已经证明，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传统文化避免了同近代中国社会一起走向没落；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孔夫子真正“周游列国”、名扬四海，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了可能。“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没有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没有中国建设、改革的巨大成就，就更不会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两种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文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寻找两者间的共同之点、契合之处，并对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二者融为一体，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一种现代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为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一过程就是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如何继承传统、再造传统。问题在于，对传统文化继承什么、批判什么、扬弃什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转化和发展，并不取决于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取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当代中国实践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因而必然引发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必然引起人们一系列的理论思考，包括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生态文明建设使古老的“天人合一”理念发出“迷人的微笑”，市场经济实践使古老的“义利兼顾”思想悄然登场，精神文明建设使明德弘道的学说重放光彩……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动的活水，水往哪个方向流，是和现实的实践需要以及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创造现代文化必须从已有的思想资源中寻找建构现代文化的一些观念要素，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潭死水，而恰恰是源头活水。同时，传统文化是以传统的经济、政治条件为根据的，现代文化是以现代的经济、政治条件为根据的。因此，我们应以当代中国的实践，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思维坐标，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和“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文化之根。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的当代存在。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必然；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观念上的反映和升华，又会反过来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将拓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文化根基。

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学习英语。”“脱下外国服装”“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学习英语”“美国化”表明，恩格斯实际上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蕴含着把马克思主义同不同国家的实际和文化相结合的思想。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不仅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提出学习、总结、承继中国优秀的历史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分析中国具体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因此，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使之具有“民族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一个“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是具有时代性的课题，并在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更广阔的历史空间和文化空间，使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移自外域”，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属于外来文化，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属于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改变了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已经进入、融入中国文化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内涵”，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形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形态，同时，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现代形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再思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传承、更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将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科学解答，是对时代性课题的科学解答，“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28日  11版 ）